五、暴虐与复仇
自从到了这个陌生的热带国家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一种邪恶的变态心理，尤其是那些在生死的环境中游荡的士兵们。
这并不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所犯下的过错都可以得到原谅，同时也不意味着在事过多年之后，我们的良知依然在沉睡。尽管当年在越南犯下这种过错的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青年，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反省的冲击并不能使那些曾经被扭曲的灵魂得到安宁。
到达越南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援助一个兄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反省过自己在那个国家里所实施的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们实施的暴虐行径。
当然，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年里，我们对平民的态度还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自从１９６５年以后，越共利用平民所进行的恐怖恐怖活动使得无数美国人丧生，这才激起了我们强烈的报复欲望。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１９６５年２月７日向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备忘录附件Ａ《进行持续报复的政策》中说∶“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少公开宣传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的报复政策。”同时他又说∶“以后我们可以对他们暗杀一个省长进行报复，但是对杀害一个村异负责人就不一定要报复，我们可以对他们在西贡的一家拥挤的咖啡店里扔手榴弹这样的事进行报复，但对于一个农村小店开枪的事就不一定进行报复。”
而威利和我的报复心理是从两个叫朱迪和斯苔拉的美国学生在西贡市南几公里的一个叫芽舨的小镇上被越共恐怖份子野蛮杀害开始产生的。
１９岁的朱迪．布莱恩是美国休斯顿金融学院三年级的学生，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４日同宾西法尼亚大学、费城文理学院的六名大学生从新加坡来到西贡。她们一入境，泰勒大使就对她们进行过严肃的告诫，并要求她们即使在市内观光，也要有美军人员陪同。威利就是被指定作她们的向导兼保镖的人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第一天朱迪就同这位一丝不苟的黑人上尉激烈地争吵起来。朱迪骂威利上尉是个“大脑失控的黑鬼”。而威利警告她如果再私自离开就马上通知大使馆迫令她出境。这场激烈的争吵导致了在第二天参观完费塔和庆会庙之后，朱迪和另一名叫斯苔拉的姑娘悄然离开，坐上一辆早就盯在后面的出租汽车。
威利发现朱迪她们失踪的时候，已经是下午５点多钟了，他立即把这件事打电话通知了大使馆。泰勒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通知了西贡警察总署的同时，他命令威利和我立即分头乘吉普车在西贡提岸沿线进行搜索。
然而，此时行动已经晚了，朱迪和斯苔拉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被恐怖份子用汽车运出了西贡市。这两名年轻的美国女学生遭到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之后，被恐怖份子用极其骇人听闻的方式杀害了。
８月２６日清晨，西贡警察总署接到芽舨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在一个名叫川荣的“战略村”附近的大路旁发现了两具被杀害的白人女子的尸体。
我们赶到芽舨大约是上午１０点左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公路一侧高大的槟榈树上，两个美国姑娘的尸体倒悬在空中，随着风轻轻地摇晃着。她们的衣服都被剥光了，身上扎着无数根削尖的竹签，内脏从被剖开的腹部流出来挂在外边，乳房也被割成两半。她们的脖子上各拴着一根绳子，吊着一块很大的木牌，那上面用越南文写着∶“Ha hutet nguoi My！”（美国佬的下场！）从现场和验尸的情况分析，她们是在另一个地方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之后被带到这里来的，其中斯苔拉被吊在树上以前就已经死了。
回西贡的路途中，威利一直默默不语。我猜测他是为一个同胞遭杀害痛心呢？
还是为泄了私愤并看到那个骂他“黑鬼”的姑娘自食其果而庆幸呢？
自从１９５８年开始，胡志明把数万名在北越经过恐怖活动训练的南方干部派回来进行暗杀活动，许多政府、地方官员以至村长被他们以惯用的方式杀害了。那一年２月６日西贡时间１时半，越共恐怖份子袭击了中部高原波来古的美国机场和兵营区，杀死美国人八名，杀伤一百多名；２月１０日，越共又炸毁了归仁一座美国陆军兵营；在总统选举前的两天，越共在边和杀死了五名美国人┅┅尽管如此，陈文香内阁对此却一筹莫展。我们忍耐得已经够长了，每一个美国人都充满了强烈的报复欲，只要有机会就把这种念头付诸实施。
朱迪和斯苔拉惨遭杀害后，威利因失职受到处分，并随时可能被调往老挝边境去，这名黑人上尉心中郁积下了不可抑制的报复念头。当听到陈文香内阁把这次谋杀作为一般刑事案件处理的时候，威利马上请示了理查森站长，同摩尔纳少校一起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名义找到了具有实力的阮文绍将军。
“美国人应该考虑对北方轰炸之外的进攻，而不应该只想如何在西贡树立它的影响，否则，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阮文绍将军和当时在场的阮庆将军都是这么说。他们对美国人，尤其是泰勒大使，有着一股强烈的怨恨之情。他们对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４日泰勒大使蛮横地阻止他们发动继推翻杨文明将军的政变后又一次旨在推翻陈文香内阁的企图记忆尤新。
“如果美国为了两名女学生被越共杀死而大动干弋，那么被越共杀死在边和、波来古、归仁的美国顾问、军官和士兵以及被他们破坏的机场和战斗机，难道还没有使泰勒大使感到他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狗屁的文官政府，而是由军人组成的坚强稳定的政府吗？”
威利知道他们的话是对的，至少他个人这么想。但是他不同意把朱迪和斯苔拉遇害归结到一个离他非常遥远的越南北方去。他们是在这里杀害了朱迪和斯苔拉，所以他们必须在这里受到惩罚，不管他们是否无辜！
８月２９日那天上午，行动开始了，我们驾驶着吉普车，在西贡大学附近寻找着。那时新入学的学生已经开始到西贡大学报到，校内外来往的学生很多，身穿便服的摩尔纳少校也混杂在人群中。起初，他同一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交谈了一会，然后来到教务署的报名处附近。很快，他就发现了攻击的目标∶两个面露焦虑神色的越南姑娘。
“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吗？”摩尔纳少校走过去，故意把英语讲得有点像法国人那样。
“我的入学通知书没有了。”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犹豫了一下，用紧张但是非常流利的英语告诉他。“刚才这里的秩序很乱，我把入学通知书递进去，可是里面的人却说没有收到。”
“也许我能够帮助你们想个办法。”摩尔纳少校一面假装思索办法，一面留意打量她们。
戴眼镜的姑娘看上去大约是十八、九岁，身材瘦削，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蓝格长裙；另一个姑娘比她略高而且丰满一些，大约二十岁左右，烫着当时在西贡非常流行的发式摩尔纳少校不难看出，她们是姐妹两个。
“你的通知书也丢了吗？”摩尔纳少校问那个烫发的姑娘，一面给我们发出了暗号。
“我已经读二年级了。”她有点羞涩地回答。“今天陪我的妹妹到这里报到，没想到把通知书丢了。”
“请你们在这里等会，我到里面去查询一下。”摩尔纳少校说着转身走进了报名处的房子。
几分钟之后，摩尔纳少校又返了回来。
“通知书一定是你们自己搞丢了。”他说。“学校告诉我，如果把入学通知书丢了，就要到原来的考场对考证的号码，否则不给办理报到手续。”
“那可怎么办呢？”戴眼镜的姑娘急得脸色涨红。“我是在新安考场，离这里有很远的路呢。如果等取来我的考证号码，报名的时间就要过了。”
“你不要着急。”摩尔纳少校见目的已经达到，心里十分高兴。“我对新安很熟悉，距离西贡不过只有四十公里左右，正巧我有一个男朋友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搭乘他的汽车几个小时就可以赶回来。”
两个姑娘用越语商量了一会儿，好象不太放心。最后，戴眼镜的姑娘说∶“对不起，我们只好打扰你了。”
就这样，两名无辜的越南姑娘轻易地落入了我们精心策划的圈套。
中午时分，吉普车开出了西贡市，沿着公路一直向南驶去。直到那时，两名姑娘还不知道她们已经踏上了死亡之路，反而怀着感激的心情不住地向我们致谢。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她们是新安市一家碾米厂老板的女儿。戴眼镜的姑娘名字叫淑，１８岁，报考了西贡大学经济系；烫发的姑娘是她的姐姐，名字叫勤，２２岁，已经在西贡大学读到了二年级。她们把摩尔纳少校当作一位热心肠的“法国青年”，一路上为他介绍着沿途的村落和风光。
威利一直默默地开着车。每当他从反光镜里看到那两个叽叽喳喳的姑娘，仇恨就从心底涌上来。他似乎看到被倒悬在棕榈树上的朱迪和斯苔拉的尸体在随着风晃动着，看到他自己在老挝边境被一群疯狂的巴特寮士兵把剌刀深深戳进心脏，看到他的尸体被遗弃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一头大象把尸体踩扁┅┅“威利。”我叫他。
威利的思路被打断了，他猛地醒悟过来自己是在吉普车上，身边带着两个落网的猎物。
“你怎么这时候就象喝醉了似地开起车？”摩尔纳少校仍然模仿着法国人的腔调，言外有意地提醒着威利。“两个姑娘的生命可是上了保险的。”
威利用手揩去额角上的汗珠，“放心吧！”他说。
我与两个姑娘坐在后排的座位上，望着她们天真的样子，我心里开始产生了对她们的怜悯。
但是，朱迪和斯苔拉不也是这样天真的姑娘吗？那些残忍的越共份子在轮奸、拷打和杀害那两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姑娘时怜悯过她们吗？她们在用刀切开她们年轻的乳房时想到过她们是无辜的吗？
战争，就是仇恨的相互残杀，没有什么“无辜”可言。既然他们可以用那么野蛮的手段杀害两名被他们捉住的美国姑娘，我们当然可以毫不留情地用更加残酷的手段杀死我们捉到的每一个越南姑娘，根本不用考虑她们是否无辜。而这种报复是被迫的。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经过了边沥。
“威利。”摩尔纳少校在吉普车驶出边沥的时候，好象忽然想起一件事，“请你在前面向右拐一下。卢克先生要我交给维克林中校一封信。”他又转向两个姑娘解释道∶“很抱歉，我用不了多少时间。有个朋友托我给驻扎在边沥的维克林中校带一封来自美国的家信。”
“没关系。”两个姑娘回答，她们觉得已经非常过意不去了。
吉普车在开过边沥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向右转弯，沿着东威古河的一条土路向西北方向开去。
座落在东威吉普河北岸一片沼泽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驻扎着澳大利亚一个营的作战部队，它的作用是作为西贡—堤岸的屏障之一，在距离它不远的另一个营地里，驻扎着第一七三空降旅。
我们到达那里已经是下午１点多钟，整个营地静悄悄的，炎热的天气使士兵都躲进了营房里去了，在营地四周大片开阔地上围着铁丝网，高高的木制岗楼上有个士兵在懒洋洋地打着瞌睡。
我们的吉普车停在一座伪装得十分严密的房子前面。
“进去休息一下吧。”摩尔纳少校对她们说。
一个多小时坐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吉普车里簸，淑和勤看上去都显得非常的疲倦，她们下了车，同我们一起走进那座房子。
维克林少校是一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空军军官，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躺在吊床用弹弓打屋内的苍蝇。
摩尔纳少校给我们作了一番简短的介绍，然后与维克林少校一同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维克林少校和摩尔纳少校回到房子里。维克林少校打量着淑和勤，眼睛现出淫秽的神情。
“妞儿，”他扯下衬衣，露出毛绒绒的胸脯，然后一步步地向淑和勤走过去。
“把衣服脱了，让你们俩在这儿乐吱吱地舒服一阵。”
两个姑娘立即明白了，她们惊恐地向后缩，躲避维克林少校逼人的充满邪念的目光。
维克林少校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把她们逼到屋子的一角。
“脱下衣服！”维克林少校在她们的脸前晃着锋利的匕首。“不然就把你们宰了！”
她们不敢再动，只是从她们的喉咙里发出极度的恐惧的声音。维克林少校走过去，把两个惊恐万状的姑娘剥得一丝不挂，然后把她们的衣服卷成一团扔到窗外。
“躺到地上去。”他命令道。
下午３时左右，二十多个身穿军服、便服的澳大利亚士兵拖着两个尖声嘶叫的姑娘分别向两个营房走去。
“让他们玩个痛快吧。”维克林少校站在门口望着疯狂的士兵们笑着说。“我从来不把她们当平民看待，因为越共恐怖份子就混在她们当中，每时每刻都在杀害我们的人。有一次，我看到几名越南军人朝我们走，以为是邻近越南部队的士兵，没有想到他们突然拿出反坦克火箭筒向我们射击，当场就打死了我们部队的五名士兵。从那时起，我就决定对他们的袭击采取坚决的报复行动。他们每杀害我们一个人，我们就杀死十个、一百个越南人。”
尽管我当时对那些残暴的越共恐怖份子充满了仇恨，但是在两个手无寸铁、弱小的越南姑娘身上发泄这种仇恨总使我感到心里不安。
“我几次梦到朱迪和斯苔拉被那些混蛋折磨着。”威利说。“那天下午，朱迪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是∶‘明天你这个黑鬼就要被越共打死！’然而，我没有想到第二天被越共打死的竟是她自己。”
“那么，你要怎样对待这两个越南姑娘呢？”我问道∶“你总不会把她们杀死吧？”
“当然要杀了她们。”威利狠狠地说。
“你是不是有点心软了！”摩尔纳少校笑着问我。“如果你不肯动手的话，就自己去睡觉好了。”
的 ，我原来强烈的复仇念头动摇了。不管怎么说，她们毕竟是无辜的，就这样把她们杀死，未免太残酷了。但是我不能阻止他们，我没有理由那样做。
傍晚时分，士兵把两个已经不醒人事的越南姑娘抬了回来，放在屋子中央的地上。她们在兵营里遭受了士兵们可怕的轮奸和凌辱，赤裸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尤其是那个名叫淑的姑娘显然是来了月经，脖子和腿上沾满了血迹。
威利提来一桶冷水泼在她们的身上，使她们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然后与维克林少校和摩尔纳少校一起开始用他们准备好的残酷方法折磨她们。
顿时，从那座房子里传出两个姑娘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和皮带抽打她们身体时发出的啪啪的声音。
淑仰面朝天地被绳索紧紧捆在一张桌子上，威利在用烟蒂烫她的身子，在她腋下、乳房、肚子、大腿和下身被烫过的地方留下了密密麻麻黑色的灼痕。她痛苦地惨叫着，哀求着，但是灼热的烟蒂还是按到她身上最娇嫩的地方。威利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好象一个熟练工人在聚精会神地重复着他的工作。
扔掉烟蒂，威利从衣袋里掏出一瓶预先准备好的碘酒，扭开瓶盖，然后把碘酒涂抹到她身上灼烫过的地方。他一声不吭地听着淑已经变得嘶哑的声音，似乎在欣赏那种皮肉像斯裂般疼痛的滋味。
在屋子的另一边，勤被用旧电线捆住两个大脚趾倒吊在空中，摩尔纳少校和维克林少校分别站在她的前后用皮带打着她赤裸的身体，直到她呻吟着昏过去。
各种各样的折磨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钟，两个姑娘在惨叫声中昏过去又再醒过来，全身布满伤痕。她们被告知，不久以前有两个年轻的美国女学生就是这样被越南人捉住后，用各种残酷的方法折磨至死的，作为越南的女人她们应当受到同样的处罚。
拷打结束之后，她们被反绑在房子外的树干上。
第二天早晨，残酷的折磨又开始了。两个姑娘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赤身裸体地站到士兵队伍的前面。
威利和摩尔纳少校走过去，把她们推到两个空弹药箱前，命令她们仰面躺在上面。士兵抬来水桶，用水冲洗她们血迹斑斑的下身，然后用刷子刷去那里的污渍。
淑和勤已经丝毫不作任何反抗，或许也无力反抗了，只是木然地躺在弹药箱上，任由士兵们摆布。
维克林少校把二百多张纸条给一个上尉，由他打乱顺序发给士兵们。其中有二十张纸条按顺序写着号码，凡是拿到这种纸条的士兵，可以依照号码的顺序走到队列前面奸污那两个姑娘。
这是摩尔纳少校和威利想出来的办法，为的是使她们不致在遭受过多人的轮奸中死去。他们要两个姑娘活下来，并不是忽然对她们产生了怜悯心，而是出于在报复时延长被害者的心理支配下，推迟她们以死亡从肉体的痛苦中解脱出去的时间，以便他们最后亲手用最令人痛苦的方式惩罚她们。
二十个士兵分成两组，开始对躺在弹药箱上的两个姑娘施以强暴。
当这次集体轮奸后，八月酷热的阳光已经把地面晒得灼烫。士兵们陆续向营房走去。摩尔纳少校和威利把两个姑娘的手脚缚住固定在弹药箱上，使她们一动不动的只能仰面随烈日暴晒。
中午时分，他们把两个晒得昏迷过去的姑娘抬进屋里，等她们苏醒过来给了她们一些食物，又带她们到屋外便溺一次，然后把她们锁到一间放杂物的小房子里。
“饶了我们吧。”淑苦苦哀求道∶“我的父亲可以给你们送来很多钱。”她的声音已经非常微弱，威利一松手，她就颓然倒在地下。
“好好休息一下吧，晚上把你们送回去。”
夜幕降临了，凉风开始吹去闷热的空气。东威吉河的北岸上出现了四个黑影，走在前面的两个姑娘就是淑和勤，她们赤身裸体手臂被反绑着。摩尔纳少校和威利手里拿着伞兵刀和绳索，紧紧跟在她们的身后，并不时用绳索抽打着她们。
河岸边是一片沼泽地，在不远处有一片香蕉林，成熟的香蕉在月光下发出金褐的光来。
他们走进了香蕉林，停在两棵香蕉树下。摩尔纳少校和威利命令两个姑娘背靠着香蕉树站好，然后把她们的双手和双脚都紧紧地反捆到树干上。她们被告之，由于越南人用残忍的方法杀害了两个美国姑娘，所以她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被处死。
没有等她们喊叫，摩尔纳少校和威利就把她们的嘴堵住了。在杀死她们之前，摩尔纳少校和威利用锋利的伞兵刀把她们身上的肉割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剖开她们的肚皮。她们痛苦地挣扎着，绝望地扭动着身体，内脏从破开的裂口流了出来。摩尔纳少校和威利站在她们的前面，得意地欣赏着两个被开肠破肚的姑娘，直到她们断气为止。
摩尔纳少校和威利利用化肥袋把她们的尸体装好，抬到吉普车上，然后开回西贡。
凌晨时分，他们把两个姑娘的尸体呈Ｖ字体倒悬在西贡大学校园高大的棕榈树上，插上两支点燃的火把之后悄然离去。清晨，西贡大学的清洁工人见到树上正在燃烧的火把，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西贡警察局。
学生的示威游行开始了。西贡大、中学五万名学生和教师，以及十几万名市民涌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新生报》的头版以“又一次暴行”为题发表了抗议文章，呼吁陈文香总理立即严惩凶手。
当天下午，学生领导人黄永巽向陈文香内阁递交了一份抗议书，用严厉的口吻质问陈文香总理对公民权益和人身安全所作出的保证，并且指出∶即使凶手是美国军事人员，政府也应该对此进行严惩。
次日，学生和市民在西贡—堤岸开始了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陈文香总理内阁的游行示威活动。
作为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文官内阁，陈文香一起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少壮派将领的压力。从年中开始，武装部队司令和军事革命委员首脑阮庆将军同空军司令阮高少将就开始了推翻这个文官政府的密谋，不断对陈文香内阁在绥靖政策上的失败进行攻击。这就使陈文香总理内阁不得不在处理这次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凶杀案的问题上十分谨慎。
９月１日下午，陈文香总理召见了美国大使马斯韦．泰勒，对他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他指出，有人发现两名美国军事人员在案发之前出现在西贡大学校园内，因此希望泰勒大使在那个案件上能够给予协作。
泰勒大使在听完陈文香总理的话之后，站起身来对他说道∶“如果你的政府能在８月对朱迪和斯苔拉被杀害案取得成果的话，也许现在什么也不会发生。所以请你考虑美国关于加强陆军和警察的建议，并在适当的时候，把美国顾问安排到最基层的部门去。”
陈文香总理懂得，这是泰勒大使在向白宫汇报之前对他的最后一次试探性的谈话，但是泰勒大使那副令人不堪忍受的傲慢态度使他感到屈辱。于是，他以同样的口吻对泰勒大使说∶“假如任何来自美国的建议旨在改善而不是加剧南方日益恶化的局势，是为了对越南人民和政府提供一切可能有益的援助，并且支持我们反击叛乱和颠覆，那么我的政府是乐于接受的。然而，我现在无法立即判定某种建议是否符合这个前提。”
泰勒大使面带愠色地离开了国家最高委员会。
尽管如此，泰勒大使并没有改变他维护陈文香总理内阁的决心，虽然这个决心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结束。泰勒大使认为，保持一个安定坚强的越南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美国都是有益的。
连续发生的凶杀案使得这种可能动摇了，使这个文官内阁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越来越缈茫。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７日，越南武装部队名义上的司令阮庆将军终于推翻了陈文香总理的文官内阁。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陷入混乱。在２月２３日，玉草上校发动了反对阮庆将军的一个未遂的“半政变”。
自从杨文明中将的亲法政府被推翻以来，陈文香内阁实际上是按阮庆将军的意图制定重大策略和计划的。十八个月中，西贡政府进行了六次重大的改组。
１９６４年１月３０日，酒吧店主儿子阮庆将军接管了政权，然而他在政治上的失误削弱了他的力量。在４月同美国国务卿 克斯谈话时他说∶“越南人民对于进行绥靖工作这种长期枯燥的艰苦努力感到厌倦，因而在越南境处的行动是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保证。”
他要 克斯立即作出清除老挝东部共产党人的保证，并且竭力主张对北方发动军事进攻。
蒋介石、吴丹和其他亚洲领导人都以种族上的理由反对使用核武器，因为这种武器曾经是、而且可能仍然是用来对付亚洲人而不是对付西方人的。但是阮庆将军的回答是，他对使用核武器没有异议，人们必然要使用他拥有的力量。这种公开的强硬主张，显然有损于他作为一名共和国领袖应有形象。
美国人认为，阮庆将军就他个人的经历来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越南人，但是他还没有广泛的号召力，对于军队本身的控制还没有把握。４月４日，阮庆将军在西贡签署了一个动员令，决定创建一个新的“民卫队”，但是那个计划由于人们的反对并未付诸实施。
１９６５年２月，具备实力的“少壮派”将领阮文绍将军、阮高其将军和陈善谦将军，决定把阮庆将军排挤掉，创建一个更为西方化的政府。
阮庆将军纠集了他的支持者作了无益于事的努力之后，乘一架专用飞机离开了西贡，以回避不得不辞去总司令的职务。２１日黎明前不久，飞机在芽异降落，因为汽油已经用尽。此刻，阮庆将军提出了他的辞呈，同时声称那次军事政变后面有“外国插手”。
完全结束这次政变又用了三天时间。２月２５日，阮庆将军终于作为一位无所任大使，永远被流放出越南。马克斯韦尔．泰勒大使到西贡机场为阮庆将军送行。
在“彬彬有礼”的气氛中，阮庆将军登上了飞机。
作为美国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先生力图保持一个政府的稳定，而忽视了那个政府是否能够控制局势。乔治．邦迪不同意泰勒大使的看法。他认为∶“连续不断的报复政策可能给西贡带来一个较好的政府。”
这个主张得到了多数美国驻越军事人员的拥护。我们对越共不断升级的恐怖活动没有足够的反击，致使越来越多的美军士兵遭到杀害。在得到了对越共进行报复的暗示之后，美国军队和越南军队开始了向越共进攻。
１９６５年７月３日，我率领三十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协同谢文运少校的八十名越南士兵展开了一次巡回的“复仇行军”，作为对湄公河三角洲扫荡的一部份。
部队向新安省西部靠近柬埔寨的平成镇方向行进。在那个镇的清榕村，一连发生了镇长、村长被越共击毙及四名美国士兵惨遭杀害的严重事件。
虽然有部队行进的脚步声，但是月光下的一切却显得那么平和、宁静和美好。
我看一下手表，已经是凌晨３点１０分，也就是说我们从西贡出发有两个小时了，再需大约一半的时间便可布署包围清榕村的外围。一路上，费兰克的身影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他知道并告诉我是谁用残酷的手段将他们杀害的。
菠萝树、棕榈树和棉树的叶子一动不动，仿佛被月光凝固一样，没有任何将要发生战斗的迹像。
我同谢文运少校所指挥的部队把清榕村包围起来之后，便一同向这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子摸去。在离村子大约有一千米的地方，谢文运少校示意把部队停了下来。面前这黑糊糊的一片村子仿佛是个没有人居住的空村，又象是一个死气沉沉、庞大的坟墓。为何听不到村里的狗叫声呢？经过一阵低声的研究后，美军同南越士兵分两路继续向村内摸去。
突然，从村里响起了机枪声，寂静的夜幕被打破了。子弹从我们的头上带着尖厉刺耳的声音飞过。此时，运上校的部队开始朝阻止我们的方向发起了密集的火力攻势，从两个角度一齐向对面射击。就在这时候，村外的左方也响起了激烈的机枪声，我知道一定是村外部署的部队在向冲击村子的越共开火，以阻止他们的突围。
二十分钟后，我们渐渐地收紧了包围圈，然后冲进路口，占领了这个小村子。
枪声停下了，四周又变得安静起来，村里除了一片蛙鸣声，没有一个人影。我们注意到，每户村民家的窗子上都没有灯光射出，显得非常异常。
就在谢文运少校下令把村民们赶出来时，月光下三个士兵带着一个身穿宽大黑布衣裤的男人向我们走来。
这个人名叫定，据他讲，他知道那伙越共是与本村一个叫银的年轻寡妇联系，并说刚才抵抗的越共大约还有七个人没有逃出去，估计是藏在村里的什么地方。
由那个告密的男人领路，我们很快便来到了良的家。没等士兵敲门，从棚屋里走出一个瘦小的男人，穿着半长不短的裤子，看上去是一条睡裤。他自称是银相好的，可我们都怀疑他就是一个越共份子。
这时，一群约３００人的村民已经被集中到村外的空地上，谢文运少校在向惊魂未定的人们讲话，要求他们讲出没来得及逃出的越共所藏之处。在人群四周燃起了几十个火把，由于火光映照，人们的面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巡逻士兵的手电筒光柱在村民里晃动着，照在每一个可疑的黑暗的角落，并不时传来枪击声。
那个叫银的女越共份子与她的“相好的”正被分别隔开，紧张的审问着。银看上去大约有３５岁左右的样子，然而据她自己讲只有３１岁。我借着煤气灯耀眼光线，判断着她是怎样的一个越共份子。
耀眼的煤气灯发出的响声。审讯由谢文运少校的一个副手来进行。经过整夜行军，我一坐下来，便感到了疲惫。在审训问话间歇的时候，屋里便异常寂静，只有偶尔从外面传来的吆喝声和几声枪响。
这是一间典型的越南村民的棚屋，家具极其简陋，多都是由竹子和木板做成，床上铺着草席，而蚊帐似乎有几年的时间没有清洗过了。从眼神可以看出，银并不是一个容易就的越共份子。然而，她那生硬的目光里仍然尚存着一丝成熟女人特有的魅力。
仅从审讯的情况来看，银显然是在想尽办法与我们兜圈子。截止此时，已经三十多分钟了，她还是矢口否认知道未逃出村子的越共份子所藏之处。另外，设在邻近村民家里的其他两个审讯点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谢文运少校的副手下令银从凳子上站起来，接着又命令三个士兵上前很快地把她的衣服剥得精光。她似乎并不怎么加以反抗，只是仇恨地注视着我们。而当她看到我时，那仇恨的目光中又增添了几分厌恶之情。此刻，当银赤身裸体地站在相距我们只有三英尺左右的地上时，她那一直仇恨而厌恶的目光，转眼之间奇怪地消失了。她低下了头，一个士兵走到她的面前，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向后下方拽去，使得她的脸不得不转向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看着一个体态丰腴的成年妇女赤身裸体地站在我们面前，能够产生什么感想呢？
银的头发垂在光溜溜的肩上，两手交叉在腹前挡住了一片长得浓密的阴毛。我注意到她的两腿夹得紧紧的，只有处女才会这样，而她想必是由于紧张、害怕或是同时面对几个男人而感到异常羞怯。审问仍在继续，但是语调却缓下来，并且加入许多非常猥亵的问话。
村边，谢文运少校一直在劝说村民。这时，他在两个士兵的保护下向我走来。
他告诉我，村子到处都已经布置了岗哨和巡逻队，越共无论如何也是跑不掉的。
我们来到另一座村民的低矮的棚房里，那些棚屋仿佛都是一个样子的∶潮湿、简陋、肮脏，我不免有些急躁，因为腕上的手表告诉我，时间已经是４点３７分。
我们将要进行撤离，然而在那个村还是一无所获！突然，从邻居的屋子里传出银声嘶力竭的哀嚎，显然，运少校的副手及士兵已经开始对她用刑了。
约半个小时之后，两个越南士兵走出屋来。我们的目光一下子转到了他们两个的身上，审讯有了结果。
不知道几个士兵在那年轻寡妇的身上施展了什么样的手段，使她终于讲出了我们期待的东西。
很快，四个残留的越共份子都被抓获，由谢文运少校的士兵带到椰子树下，将他们捆绑了起来。
银也说出了那自称是她“相好的”人，其实是一个越共份子，由于她是一个寡妇，所以无论是美国兵还是越共份子都曾经找她交欢。她承认，美国兵的死是在越共的指使下，全村村民一齐动手干的。
运少校命令把儿童挑出来，其他村民在广场上排成扇形。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天空，那儿是一片漆黑。
枪声响了，站着的人群很快就变成了躺倒在地的一片尸体，惨叫声顿时划破了夜的寂静。
突然，村外响起火箭炮和密集的枪声，越共的增援部队来到了，藏在村里没有被抓住的几个越共份子利用这个机会向外逃窜，被我们的士兵击中，倒在路上。
越共的增援部队大约有几百人，他们用火箭炮向村里轰击，并从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我们的兵力人数显然弱于敌人，我立即命令发出求援电报。我估计，直升飞机很快就会赶到这里，驱散越共对我们猛烈的攻击。谢文运少校和士兵们竭力抵抗着进攻村子的越共。
就在我们的处境极端危险的时候，天边响起了直升飞机的马达声。我抓过无线电报务员的话筒，指挥直升飞机的快速作战部队向包围我们的越共进行扫射。不久后，越共部队开始向村边的灌木丛退去。两架香蕉式直升飞机降落下来，我命令飞机上的士兵留下增援我们，然后把村里的儿童装上飞机，送到安全地带。
直升飞机起飞之后，谢文运少校指着赤身裸体，被反捆着双手的银问道∶“这个女人怎么处理？”我望着那个厚颜无耻的荡妇，很想亲自杀死她。这个女人，为了金钱、肉欲什么都干得出。今天她可以帮助我们杀越共，明天又会刺激越共来杀我们，而且她已经帮助过一名越共份子，并把他隐藏在自己的家里。
但是我不意让美国士兵报复她。把一个女人的衣服剥光，对她们施加摧残和蹂躏，再把她们杀死，这是越共份子一直用以歪曲宣传的，而且很能使人迷惑的手段，因为人们对这种女人的肉体（不管这个女人是平民还是杀人犯）施加暴力的行为极为反感。
“我们已经无需把她带回去了。”我说∶“可以命令士兵就地把她处理掉。”
谢文运少校露出了微笑。他很意担任这种任务，而且根本不用犹豫就能想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发出命令的人感到十分满意，同时满足他自己的报复欲望。
越共游击队的溃逃使运少校有更多的时间，他从正在尸体堆中挑选未死村民的士兵中叫过五个人来，让他们在空地上轮流强奸那个女人；后来，几乎所有的美国士兵和越南士兵都参加了强奸，直到银陷入昏迷。
天渐渐亮了，我们身上都沾满了露水，军装也潮湿不堪，士兵们脱下衣服，找了一些干柴在烘烤，等待援救我们的直升飞机返回。处于昏迷状态的银被放到火堆旁。等她苏醒过来，运少校强迫她跪到火堆旁，回答士兵们提出的每一个极其猥亵下流的问题。
火光映红了银赤裸的身子，不时有士兵走过去，在她身上施加一些令她发出呻吟的手段，每当这个时候，士兵们就会发出大声的哄笑。我发现她的乳头和阴部都肿起来，眼皮和脸颊发青，有的伤口还在流着血。
不久，士兵们用匕首半戳进银背部的皮肉，强逼她讲是如何与越共份子发生性行为的。士兵们带着残忍的兴趣折磨着她。听了她的故事后，几名越南士兵从村民的尸体堆中拖过两具男人的尸体，将他们的阴茎连同睾丸一起割下来，把一支阴茎塞入她的下身，另一支塞入她的口中，然后命令她围着火堆奔跑。
后来，她疲惫地摔倒了，头磕在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士兵们把她翻过来，开始往她脸上和身上小便。
一个小时过去了，天空又传来直升飞机轰轰的声音。
士兵们停止了对银的折磨，用绳子反捆她的双臂，登上直升飞机前，士兵把绳子系到直升飞机的起落架上。接着，银被吊到了空中，她惊恐万状地大声哀嚎，恳求士兵们不要将她弄死；然而士兵们还是拉动了绳子的活结，银尖叫着从五百公尺高的空中摔了下去。
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杀人这样的事情几乎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并且常常使用尽可能残忍的方式将敌人杀死。实际上，这种变态的心理，在战争进行中是十分常见的，其潜伏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可能被敌人杀害的恐惧和异常烦燥的发泄情绪。此时，人们罪恶的本性暴露出来，然后就向冲破堤岸的洪水，一发不可抑制。
从表面上看，那些杀人实施者充满邪恶的乐趣折磨、残割着那些被俘的猎物，甚至违反人伦地把他们以各种方式处死；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那些疯狂的杀人多是遵守伦理的普通人。是社会的法律约束了人类本性的残杀欲，一旦约束他们的东西消失了，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成杀人者。或者被他人杀死。而战争正是发泄这种残杀欲的最好场所。
如果说在和平的环境里杀死一个人的杀人犯的话，那么在战争中杀死几十个人就会被誉为英勇的人物；假如有能力杀死一千个人的时候，那么他们将成为统帅大量军队，并且是具备相当实力和威严的将军。
每一个战争期间的士兵都希望多杀人。如果平民在战争中是站立到敌人的立场上，那么也会毫无疑问地被他们所杀，这样，才可能从肉体上永远消灭敌对势力。
在战争中杀人的士兵遭到了普遍的憎恨，尤其是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士兵更使人产生厌恶之感；但是那个士兵的同僚却会原谅他。在越战扫荡中，没有一个美国军官指责或惩罚一个无端杀人的越南士兵，相反，当平民中混入了越共份子时，美国军人甚至参与了许多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行动，他们甚至同越南士兵一起对无辜的，或者稍有敌对情绪的妇女进行了野蛮蹂躏。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上旬，罗勃特．格耐勒上尉率领了二百名新西兰士兵所组成的特种部队，配合第四军区沿前江（湄公河下游）进行扫荡时袭击了一个越共出没的、名叫“鹅平”的村落，将老人、儿童杀死之后，将被捉到的四十七名年轻妇女带到江边，施以强暴之后，赶到船上带走，并在到达丐舨之前，将她们全部杀死。
１９６８年越历春节前夕，在平定省的省会平定市发生了枪杀美藉教师的严重事件。于是，美国士兵将二十多名涉嫌的男女学生带到了归仁海军基地的ＭＳＦ２９９号驱逐舰上进行为期六天的拷问。审问之后，美国士兵命令十名被捕的男学生在甲板上与其她十一名女学生进行性行为表演。当遭到拒绝的时候，五名男学生和两名女学生被杀死；另外一名男学生被装入一条麻袋投入海中。其馀幸免的学生被关在底舱里，每天遭受各种非人的折磨，直到ＭＳＦ２９９号驱逐舰进驻中部基地岘港时，所有的学生都被以残酷的方式杀死。
所有屠杀行为已经使人们的神经变得异常麻木，尤其是在中部的广南、承天、嘉莱和昆嵩等省进行的残酷战斗中，使死亡人数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１９７１年２月过后，我来到了老挝南部、位于巴色东北面十四公里的蒙西泰老联合基地，担任反游击战略顾问。当时所有的训练工作几乎都是在战地进行的。所以，我经常跟随老挝特种部队与越共支持的“老挝战线党”（pathet lao）军队作战。
贡席上尉是一个懂得越语的人。他出生在老挝中部一个叫作“那比”的山区小镇，从１９６５年他就参加了忠于富马亲马的部队。贡席上尉的性格不象一般老挝人那样平和宽厚，在与“老挝战线党”作战中，他率领由五十四名特种部队士兵组织的突击队，是一支很坚固的力量，曾经消灭了一个营的“老挝战线党”部队。
在雨季到来之前，老挝特种部队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行动，决定对北越的川圹地区进行空渗透，因为王宝中校五个营的军队在那里遇到了“老挝战线党”部队的重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３月４日下行３时，我和贡席上尉带领着五十名身穿斑纹伪装服的特种部队突击队乘坐三架ＨＵ－ＩＡ式直升飞机向川圹出发了。
到达指示降落地点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的时分，直升飞机发现了地面出现的降落示记，便开始了降落。这是与王宝中校事先约定的军事行动的一部份。我们将从川圹向北越过查尔平原，进入富科尔山区，然后切断越共的供给线“胡志明小道”。但是，这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我们下了直升飞机之后并没有见到援助的部队出现。贡席上尉告诉我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我们最好尽快返回巴色。”他的神色非常紧张，一面布置突击队员对四面进行搜索，一面低声对我说。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站在我面前的一名突击队员就倒下了，随之四面响起了枪声，子弹飞蝗似地向我们打来。我们匍伏在草丛里，开始向四面的树林扫射，同时向直升飞机撤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老挝战线党”的Ｂ－４０反坦克炮击中了三架ＨＵ－ＩＡ式直升飞机中的两架，另外一架急忙起飞，在飞机刚刚离开地面之际，一名身穿白色衣裤，围着方格头巾的女游击队员冲出笆蕉林，用一枝美制的ＡＰ１５冲锋枪，向直升飞机猛烈扫射。
对于那个女游击队员突如其来的英勇举动，突击队员们都感到十分惊讶，甚至没有想到向她射击。直到她端着冲锋枪向我们冲过来的时候，突击队员才同时向她开火了。她被几十支“斯科尔”便携式自动枪打得跳对于那个女游击队员突如其来的英勇举动，突击队员们都感到十分惊讶，甚至没有想到向她射击。直到她端着冲锋枪向我们冲过来的时候，突击队员才同时向她开火了。她被几十支“斯科尔”便携式自动枪打得跳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下，身上至少中了几十发子弹。
此时，我们已经失去了撤离的机会，只能就地与那股袭击我们的游击队进行殊死的搏斗。
不久，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弱点。除了一架Ｂ－４０反坦克火箭炮和两三枝冲锋枪以外，他们显然没有更多的武器，因为在枪战的时候，从四面射来很多梭镖。我们与贡席上尉作了一番商议之后，他便带领二十几名突击队员从侧面向游击队火力集中、长满野藤的徒峭山坡移动过去。我们的行动显然引起了游击队的恐慌，他们一边用冲锋枪向我们猛烈扫射，一面准备逃走。
突然，游击队的枪声停了，他们从陡坡开始向下面的丛林逃去。这时候，所有突击队员的自动枪都集中到他们逃走的方向，打倒了几个游击队员。
“他们可能没有子弹了。”贡席中尉说。他命令一部份突击队员迅速绕过树林切断他们的退路。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从树林的另一端传来激烈的枪声，看来游击队已经冲出了树林。贡席上尉立即命令突击队员立即冲过林子前去接应。然而，突击队员刚刚进入树林的时候，从对面同时发出数百枝梭镖，许多突击队员被射穿了喉咙或胸膛之后倒下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无法判断游击队逃跑的方向，便撤退到一个灌木丛中的山洞里。这时，负责包围树林的突击队员押回四名被俘的游击队员。出乎我的意料，那四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都是年轻的老挝妇女。
经过审讯，我们得知那支袭击我们的武装是由二十五名老挝姑娘所组织的游击队。被俘的四名俘虏中，有二十四岁的游击队队长奔米和另外三名女游击队员。
游击队队长奔米腰间插着一支没有子弹的Ｋ－５９型微型手枪，很傲慢地站在贡席上尉面前，对他提出的问题一言不发。突然，她扑向身边的一名突击队员，企图夺下他手中的“斯科特”自动枪。她和那名突击队员扭打着滚到地上，咬住了那名突击队的耳朵。就在她举起抢过来的自动枪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贡席上尉和另外两名突击队员冲了过去，用枪托把她砸昏。
贡席上尉同意由被奔米咬伤耳朵的士兵亲自处决她。于是，那名队员把奔米拖到山洞的一角，疯狂地折磨她，用脚踢她的面部和腹部，用匕首挖出她的奶头和眼睛，最后用她们自己发明的梭镖发射器把她射死。
游击队员使用的梭镖发射器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在一个坚硬的柚木做成的支架上，可以并排放上几十根削尖带毒的梭镖，一经扣动扳机，梭镖就会同时射出去，几乎相当于冲锋枪的扫射。冲进树林的突击队员，有十九人是被这种带毒的梭镖射死的或射伤的。
贡席上尉用老挝语对突击队员讲了下一步的计划，命令地线电报员立即与龙镇特种部队进行联系。由于我们降落的位置距离特种部队基地只有二十五公里，所以我们指望在第二天中午之前就会得到接应。
把三个俘虏用藤条缚在从洞顶垂到地面的石乳上，几个突击队员弄来由松枝做成的火把，插在洞壁的孔沿中，然后我们坐下来开始吃晚饭。由于原来预定在那天晚上进入龙镇特种部队基地，出发的时候没有准备饮用水，所以只好喝洞内石乳下水滴的泊槽中的积水。
那个山洞很宽阔，洞顶垂下很多长短不一的石乳。透过洞口，我们可以看到繁星闪烁的夜空，一切又显得那么平静、宁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当看到剩下的十几名突击队员和两名伤员以后，才会使我们猛然意识到危险仍然没有过去，或许几分钟以后，我还要同“老挝战线党”游击队进行激烈的战斗。
因此，尽管每一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却不能够入睡。突击队员把缚在石乳上的一个女游击队员解下来，带到洞中控共，用老挝语同她交谈。她似乎不断地拒绝突击队员的要求，声音十分严厉。
贡席上尉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锡芒，十九岁，突击队员们要求她跳一种叫“喃冯”的民族舞蹈，每一个老挝人都会跳那种舞，但是锡芒拒绝为她的敌人跳舞，甚至指着我斥责他们出卖了老挝。
突击队员们开始用皮带抽打她，揪住她的头发向石乳上磕碰，用枪砸她的背，直到她同意为止。
“喃冯”舞的舞姿非常好看，带有把一条小腿甩起的动作，向上的手掌掌心托起，垂下的另一只手要反扣过去，而老挝姑娘浑圆的小腿普遍都发育得十分迷人。
锡芒的手腕和脚腕上戴着许多银制的环镯，在她踢起小腿的时候，便发出清脆的响声，在洞中引起连连的回音。
正当我们很有兴致地欣赏着锡芒跳舞的时候，那个被奔米咬伤耳朵的突击队员突然站起来冲到锡芒面前，狠狠地打了她两记耳光，然后命令她脱去裙子。“也许这个家伙要强奸那姑娘吧。”我暗暗想道。
锡芒被打得踉跄着向后退缩，不断哀求着那个游击队员。最后那个突击队员拿起枪，好象警告她如果不那样做就打死她。锡芒屈服了，她开始慢慢将裙子脱掉。
那突击队员烦燥地站在她的身边，扯下她围在胸前作为胸罩的长布，又摘掉她用炮弹碎片做的发梳。
当那位十九岁的老挝姑娘一丝不挂地站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发出不由自主的惊叹声。事实上，锡芒的身材并谈不上匀称，髋部过于成熟也展开，腿也略短，肚脐的位置靠上；但是这一切被她丰腴圆溜的肌肤和垂至小腿、乌黑的长发所掩盖了，另外，锡芒的身上很洁净而且没有体毛，尽管她两只半球形的乳房发育得很好，但是腋毛和耻毛都未长出。后来，我从老挝的同僚那里得知，姑娘在满十四岁的时候，要用丝线将体毛全部绞除。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东南亚平民中还非常普遍地保持着，甚至现在日本许多从事色情表演的姑娘也开始效仿着把体毛用电解法除净。
不久，突击队员把另外两名被俘的女游击队员也带过来，剥光她们的衣服，强迫她们与锡芒一起为他们跳“喃冯”舞。突击队员的这些做法是得到贡席上尉同意的，他们甚至想以这种方法博得我的好奇。
无论在越南、老挝，还是亚洲其它国家，真正的战俘是没有的。他们对刚才还向他们射击的俘虏通常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以至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加勇敢精神和战斗力。基于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交战的时刻很难有严明的纪律约束，因为首先这里不象欧洲那样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军队和平民；另外由于地理位置和习俗的原因，作战通常都在分散情况下进行的。政府的军队过于庞大，以至根本无法控制每一个士兵都象他们的领导人那样；事实上，当伤亡惨重时，报复和杀戮的欲望就会成倍的增长起来。
越共掌握了政府军队的这一致命弱点，他们杂迹于平民之中，以平民作为防弹墙，造成政府无法分清越共和平民。这样，广大平民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在越南的城市当中，经常发生越共恐怖组织向政府官员和美国军人开枪或投掷手榴弹，然后混杂到平民当中去的这样的事情，越共利用警察无法伤害所有平民的心理而逃之夭夭。
徜若警察因为搜捕凶手而抓了人，越共就利用这件事来歪曲宣传，说警察如何残暴，连平民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于是，政府和平民之间的相互怀疑越来越严重，从而达到孤立政府的目的。
望着三个赤身跳舞的老挝姑娘，我象其他参加战斗的美国军事人员一样，对她们是怀有厌恶和憎恨心理的。她们在几个小时以前还躲在灌木丛中向我们射击，而此时却成为我们的俘虏。也就是说，刚才能够把我们打死的敌人，转瞬间变成我们手中的猎物，透过她们带有被侮辱而产生的痛苦表情和疲惫的喘息声，我毫不怀疑她们如果现在手挂武器，我们成为俘虏之后，她们将如何残酷地对待我们这些被俘的敌人。
我默默站在那里，观看她们逐个被突击队员粗暴地轮流强奸的场面，心里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松驰和愉快，那是许多在战争中经过生与死挣扎的人常有的心情。
突击队员疯狂地折磨过被俘获的猎物之后，又把她们用藤条紧紧地反冰凉的石乳柱上，然后躺到干燥的地面上休息。火把燃烧着，发出“啪啪”的炸裂声。
洞口外面传来虫蛙的鸣叫。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早晨４点钟了，援助的部队还是没有到来，而两个中了带毒梭标的突击队员已呻吟着断了气。
这时，无线电报务员收到龙镇“特种力量中心”发来的回音。电报说，前来援助的三个营特种部队就在离开龙镇不久，便在一个叫芒索的村异遭遇了大批正在搜索我们的“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
听到这个回报，突击队员都十分紧张，因为仅凭现存的不到二十人，是很难突破“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在查尔平原布置的严密防线而进入龙镇的。
我与贡席上尉作了一番研究，决定不再经由正在交战争的查尔平原，而沿着湄公河支流向南，进入比亚山区，然后再设法从侧面向北到达龙镇，或者与班巴姜的老挝国家统调局和泰国ＰＡＲＵ特种警察部队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出动直升飞机，将我们接出老挝边境。
我们都认为留在川圹东部是十分危险的，“老挝战线党”军队和游击队随时都可能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的搜索，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遇。
于是，我们在微明的晨曦中出发了。由于当时我们降落的地区已经被“老挝战线党”控制，我们只能依靠指南针和地图在灌木丛中向南行进。四名突击队员在前面，中间是我们八个人，另外五名队员押着被藤条反缚双手的俘虏在后面。这样的行军是相当缓慢的，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到达距离比亚山区十公里处一个村异附近。
看来，白天进入山区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们又向回走了一段距离，找了一个远离那个村异，长满藤箩和参天大树的山坳休息，等待夜的降落。
就在下午４点钟左右的时候，在一棵高大的蒲葵树下休息的突击队员突然惨叫起来。我们以为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急忙抓住身边的自动枪。然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游击队员，而是一条巨大的蟒蛇。它缠住了那名突击队员的身体，大约有十几米长，头部与军用水壶一样大，正试图把头伸向那名突击队员的面部。
贡席上尉冲过去，用毛巾垫住手枪筒，挨近蟒蛇的头部开了一枪，蟒蛇颓然地放松了，掉落在地下，尾巴重重抽打了几下之后死去。但是由于距离过近，贡席上尉的子弹穿过了蟒蛇的头部，从那名突击队员的左眼穿过了他的脑后，结果，那名突击队员痛苦万分地死去了。
这件事使我们都非常沮丧，默不作声地坐了起来，思维几乎陷于麻 的状态。
三个俘虏这时提出要去排便。贡席上尉拒绝了她们松绑的要求，命令突击队员当剥去她们的裙子，强迫她们在突击队员面前排泄。三个姑娘屈辱地蹲在地上，羞涩地侧对着我们。但是，此时的突击队员已经再没有兴致戏弄她们了。
夜色渐渐降临了，山峦黑糊糊地展现在眼前。在一名原籍当地的突击队员的带领下，我们将袖口和裤角用麻草茎扎牢，三名俘虏的腿上也裹上了布条，以防止毒蛇和蚊虫的叮咬，然后开始向比亚山区的森林前进。
不久，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进入了山区。
那是一片未开采过的原始森林，高达十几米的大树长得很密，上面缠着藤萝，地面是很厚的粘滑落叶层，散发出一股很浓的霉臭味，使人闷热和喘不过气来。由于山坡地势徒峭，我们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地上爬行。走过高达一米以上的灌木或草丝时，几名突击队员还要用木棍击打，以驱赶毒蛇和野兽。
据那名原籍当地的突击队员说，森林里有野猪、羼牛和豹出没，当地的人从来不进入这块森林。然而，我们走了很久，除了一只猴子突然从我们面前飞快地跑过去一棵栗树之外，却没有遇到任何野兽。
尽管如此，我们却受到一种长达半英寸的巨型大蚊子的围追叮咬，于是我们只好用两手交替着，不断地挥舞着毛巾来驱赶它们，而那三名俘虏的脸上和脖子上都布满了被那种蚊子叮咬的青紫色的肿块。
晚上十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到达了一个伸出原始森林的峭壁上，那里有一块大约五百平方米的开阔平坦空地。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携带宿营的吊床和其它器械，成群的大蚊子显然成了最头痛的问题。还是那名突击队员从林蝇采来一种驱蚊的树藤点燃，放在迎风的地方，才使那些凶狠的蚊子离开了我们。
入夜之后，气温骤然下降，军装也被露水湿透，每一个人都冷得发抖。所有的树木也潮湿得不能点燃。最后，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不停地走动，以此来驱赶寒冷的空气。我们如此能预料到此后的五天里更为残酷的境遇，那时恐怕早已推动了返回巴东的信心。
由于没有能够与ＰＡＵＲ特种警察部队取得联系，龙镇的援助也迟迟不到，我们携带的饼干已经吃光了，饥饿和困扰使我们心绪不宁，而冒险走出山谷，又有被“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全歼的危险。
第三天黄昏时分，几个试图打一些野兽来充饥的突击队员又沮丧的提着枪走回来，他们在森林里搜寻了整个下午，却没有见到任何动物。原来，比亚山区的野兽早已被连年的枪炮声吓得躲到更远的森林里去了。此时，极度的饥饿终于使人们失去了人性，突击队员准备吃掉唯一的可以找到的食物∶三个俘虏中的一个。
他们请示过贡席上尉之后，挑出了一名尖叫着的、身材矮小的老挝姑娘，把她剥光衣服后，倒悬在一条垂在两棵大树之间直径有十厘米的藤条上，然后用匕首割断她的喉管，鲜血从那名老挝姑娘被切开的喉管喷了出来，她激烈地扭动着身子，反缚着的手臂上下挥动着。渐渐地，她的动作缓慢下来，身子不时地抽动一下。
还没有等到那个老挝姑娘完全断气，几个突击队员就开始肢解她了。半个小时内，那个姑娘的尸体已经被肢解成五个大部份，耳朵也被割下，头颅被扔到密林中去了。贡席上尉对那几块肢体进行分配，将臀部和大腿的肌肉留给我和其他的两个人，其馀的部份按肉质的多少和好坏分给十六名突击队员。最后，把割下的两只乳房和从腹部取出的子宫、阴唇等器官留给了那两俘虏。
篝火燃起来了，突击队员们各自用刀挑着人肉在火上烘烤着，然后放到口里咀嚼。我接过贡席上尉为我烘烤成粉白色的沁着油珠的臀肌，胃里一阵作呕。
“我不想吃。”我把那个散发着像熬猪油一样气味的人肉还给了正在专心剔着人肉的贡席上尉。
贡席上尉抬起头，用他老挝人特有的、无神的目光望着我，然后慢吞吞地用越语对我说∶“那么，什么食物也没有了。你总不能这样饿死吧？”
所有的人，包括贡席上尉，都不理理睬我，专心地烘烧着从那个姑娘身上割下的肌内，被烘烤的人肉发出很浓的味道。直到两天之后，极度的饥饿才能使我感到那味道多么诱人，多么令人抑制不住咀嚼的欲望。
贡席上尉把那两只烤成半透明的、向下滴着脂肪的乳房，送到了那两名被俘的姑娘面前。她们畏缩着，嘴唇不停地颤抖，从喉咙里发出极度恐怖的声音。她们目睹了刚才杀人的场面，早已以被吓得魂不附体了。
“你总不能就这样饿死吧？”这是贡席上尉那天晚上在“人肉宴会”中对我所说的唯一的忠告。
所有的事情都在沉默中进行着，每一个人都急切地等着未来的食物能尽快地熟透，以填补他们绝望的腑脏。
锡芒坚决地拒绝食用她同伴的肉体。虽然她已经饿得歪倒在岩石边。之所以贡席上尉和其他突击队员不约而同留下了锡芒，显然是由于他们迷上了那个十九岁姑娘垂及小腿的长发和没有体毛的胴体，希望在他们在绝望之前增援部队能够赶到。
然而，第五天的中午时分传来了锡芒凄厉的尖叫声，几名突击队员把她按在地上，正在剥光她的衣服。我明白，锡芒的末日终于来到了。
由于饥饿和疲惫，锡芒在挣扎中昏迷过去。突击队员们把锡芒剥得一丝不挂，将她手腕和脚腕上的银镯除掉，拖到那根几天来一填用以屠宰的粗藤下倒悬起来，锡芒的头发垂到了地面，她那年轻光洁的胴体身躯摇晃着，马上就要被肢解成血淋淋的几个部份，放到篝火上去烘烤成焦红的颜色，她那双厚厚的嘴唇得到将不是热烈的亲吻，而是贪婪的咀嚼和噬咬。
突然，就在那名突击队员准备使劲将匕首插入锡芒腹中的时刻时刻，锡芒睁开眼睛。她一瞬间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一切，发出长长的、惊恐异常的惊叫。
她在用老挝语喊叫着什么，眼睛瞪得很大，被粗藤条反捆着的双臂向外扣出，身体剧烈扭动试图躲避那名突击队员手里向她小腹内戳进去的匕首。
听到锡芒喊叫，贡席上尉站起身来走过去，同锡芒用急速的老挝语交谈着。
不久，突击队员把锡芒从藤条上解了下来，一个突击队员拿过她的裙子去为她穿上，这一切突如其来的骤变使我迷惑了，顷刻之间，每一个人似乎都恢复了文明期的理智；接着，锡芒在突击队员们的簇拥之下，向山岩下面走去，进入了浓密的原始森林。
“他们去找食物去了。”贡席上尉告诉我。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锡芒终于讲出了寻找食物的途径。她告诉贡席上尉，在山岩的密林一端有一条溪流，如果把手榴弹投进去，炸死河鱼，再把浮到河面的鱼捞出，便可以长久地解决食物断绝的困难。按照习俗和信仰，当地信仰佛教和拜物教的居民是不食鱼的。
锡芒后来说，几天以来她一直等待着我们将她杀死，甚至在两名同伴被吃掉以后也不想告诉我们这些敌人，而宁与我们一起同归于尽。但是，当她被倒吊到藤条上的时候，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突击队员手持匕首将要剖开她的肚子，她突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对生命的依恋，终于使她自己和我们都得到了拯救。
第九天上午９点４０分，空中传来隆隆的马达声，五架Ｈ－２１型直升飞机开始在我们上方盘旋。贡席上尉立即命令突击队员立即把早已经准备好的三堆篝火点燃起来，向前来营救的直升飞机报告物我们的方位。
为了表示对挽救我们十几个生命的感谢，在到达泰国的晚干军事基地时，我们决定释放锡芒，然而她木然地垂着头说她已经不意再回到老挝去了。
切断胡志明小道的突击行动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老挝境内。此后，龙镇的特种部队力量基地和茅汉蒙干直升飞机基地相继陷落，富马首相三十个营的部队已经被迫集中在甘蒙省以南的地区。从表面上看，那三十个营与原来的巴色特种力量基地二十四个营的特种部队装备着最精良的武器和设备。但是，那些军队的素质非常糟糕，以致美国、越南共和国及泰国不得不派出武装部队与“老挝战线党”和游击队直接作战。
但是，老挝人特有的妥协性在共产党鼓吹的平民政策之下，使得政府军不堪一击。终于，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２日，老挝政府与“老挝战线党”签订了停火协议。
在１９７５年春西贡陷落之后，西萨旺．瓦达纳国王于同年１１月３日被“老挝战线党”的军队推翻，从而结束了长达６２２年之久的王族统治。共产党在老挝创建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原亲王苏发努冯成为了新国家的第一任主席，而第一任总理由掌握实权的老挝共产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担任。
１９７６年春季，新的老挝共产党逮捕了大批前政府领导人和前军政人员，开始了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清扫运动。同年３月，五百名政治犯从万像越狱，其中大部份逃往一水之隔的泰国。
为大量增加人口，老挝新政府于１９７６年宣布法令，严厉取缔流产，违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生育能力超过五个孩子以上的父母，将由新政府发给优厚的补助津贴；政府还放宽了对一夫多妻的禁令。
但这个尝试收效并不显著，尤其是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８年发生了大批老挝难民外流的现象，更加剧了人口减少的威胁。因此老挝新政府下令对外逃的难民处以极刑。而后老挝军队协助越共政府部队占领了柬埔寨，将数以千计的高棉妇女运回老挝，同时，越南北部的居民也大量迁入老挝境内定居，才使人口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老挝六十九岁的前国王萨旺．瓦达那和他的王后及子女１９７７年遭受了新政府的逮捕，被送到效仿越共政府创建的“再教育中心”监禁。在那个密林中的集中营里，那位前国王及家属至今仍在监守人员的强迫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如何种场蔬菜。
六、西贡国际犯罪中转站
１９７７年秋天，正当越战的往事渐渐在人们心目中淡漠的时候，我在土其其的伊斯坦布尔意外地遇到了两位来自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的越南姑娘。
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和《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费利．格里费斯到了我们二十二天渡假游泳的第四站古拜占庭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
由于感到有些疲惫，我打算在迪万奥特利旅馆好好休息一下，于是对费力说我要取消原来商订晚上出去观光的计划。
“哈，你的确是老了。”费利失望地说，背起他的照相机走出去。
两个小时之后，正当我躺在装有空调的、凉爽的迪万奥特利旅馆的房间里酣睡的时候，床头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以为是旅馆服务台打来的，带着倦意拿起听筒。
打电话的是费利．格里费斯。他急匆匆地告诉我，在一家名叫艾兹瓦尔的夜总会里，他发现了两个越南姑娘，要我立即带上录音机赶到那里去。
当时我正在写一部有关越战的回忆录，所以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记下了那家夜总会的名字和地址之后，我马上要了一部出租汽车动身前往。
艾兹瓦尔夜总会位于哈里奇河加拉塔大桥北端滨河的一条大街上，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在夜总会里，我见到两个南越陷落前由西贡去的名叫阮氏娇和潘氏谨的越南籍舞女。
像伊斯坦布尔任何一家夜总会一样，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舞女同时也干着卖淫的行当。为了进一步了解两个越南姑娘的经历，我和费利决定在那里过夜。
开始，那个肥胖的侍者对我们共要一个房间感到惊奇，但随即会意地朝我们报以微笑，并在把我们带到房间之后，向我建议“再来一个贱兮兮的土耳其妞儿。”
比起我在西贡见过的那些舞女来，这两位越南姑娘既不比她们年轻也不比她们漂亮，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只付了四百土磅（约３６美元）的缘故吧；而一个土耳其姑娘，那个侍者告诉我们，则需要七百五十土镑（约８３美元）的价格。
当晚，在艾兹瓦尔夜总会为我们提供的房间里，我有越语先向两个姑娘介绍了我自己在越南的经历以及找她们来年目的，然后问起她们是怎样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家及她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一切。
起初，她们听到我操着南方味儿很浓的越语十分惊讶。直到我把话讲完，她们才消除了我们这两上携带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的不速之客的疑惑，并且出于对我的信任，开始毫无拘束和保留向我们谈起了她们的经历。
阮氏娇的故事
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５日，阮氏娇出生在越南北方城市海防。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她的父亲从海防携带着家人乘坐运接难民的飞机来到了西贡市，并在一家法侨开设的亚当时装店做裁缝；后来，由于商店倒闭，他又到西发火柴厂做工。阮氏娇的母亲于１９５９年死于肺病，她的三个哥哥中有两个在越南共和国军队服役，另外一个哥哥丧生于一场车祸；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同她住在一起，作为长女，阮氏娇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同她父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直到灾难降临到她的头上。
１９６６年春，当时十七岁的阮氏娇开始到西贡市白雪棉絮厂的包装车间作女工。作为一个学徒，阮氏娇的工资只有越币一千八百元，加上父亲的二千五百元工资，按当时的物价只能买四公担大米。极度的贫困使她不得不在晚上下班后，做一些洗衣之类的零活来维持家用开销。
一天，经过锦絮厂一个名叫坞雪的女工介绍，阮氏娇来到了黎文悦大街的德士古酒吧做夜间女招待。这样，她就可以在下班后挣到一份固定的额外收了。
然而，阮氏娇当时并不知道，从那天起她就注定要沦落成一名出卖肉体的妓女了。
德士古酒吧的老板公是西贡一个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的头目，专门从事贩卖毒品和妇女的勾当；而德士古酒吧的女招待，实际也象公开的妓女一样卖淫。在阮氏娇到德士古酒吧上班的第二天，就被公带进储藏室里强奸了。
第二天，她找到了那个名叫坞雪的女工，说她已经决定辞去那份工作。
她摇摇头，只是说她要照看弟妹，晚上没有时间去打工了。她记得公在储藏室里威胁她的话∶如果她找麻烦，不管她跑到哪里，他都会抓住她，把她装进麻袋扔到海里去，她相信公干得出来。这种事在西贡早已屡见不鲜了。一次，她在码头公园亲眼见到人们捞上来的一具被海水泡得惨白浮肿的尸体。或许，她想，公很快就会把她忘记的。
然而，公并没有放过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阮氏娇在下班的路上，被两名手持利刃的男子绑架上了一辆汽车，带到德士古酒吧去了。
她被带到那间曾经在那里遭受强暴的储藏室。在那里，公告诉她，如果她想卖淫挣钱的话，他已经为她找好了主顾，如果她不干，那么就会被立刻塞到酒桶里扔掉。
阴森恐怖的储藏室和公狰狞的面孔使她不敢反抗。十几分钟之后，她被带到了德古士酒吧楼上一个早有两名美国士兵在那里等待的房间里。
后来她得知，那个把她介绍到德士古酒吧的坞雪原来也在干着卖淫的勾当；她每带一个姑娘到德士古，公付给她二百元（约１５美元）的报酬。
从此，阮氏娇在德士古开始了卖淫的生涯，后来又被公卖到西贡龙家码头一家名叫“伊春”的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在那里，妓女经常到街上去找客人，有时还要到美国军舰上去卖淫。伊春妓院的老板也是黑社会的成员，他规定妓女每天交回三百元南越币，然后给她们“抽头”。由于从１９５９年开始物价暴涨和失业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事卖淫活动，这就使她们对客人收取的“报酬”越来越低，甚至有的妇女只能得到二、三十元。那么，这就意味着她们每天必须接待十个客人才能完成规定的数额。对于那些没有完成数额的妓女，伊春妓院的老板不但不付报酬，还要惩罚她们∶把她们送到美国军舰上去，使她们承受几十个美国士兵的强暴。从１９６６７月到１９６７年４月，阮氏娇被送上美国军舰“惩罚”了三次。
１９６７年４月中旬的一天，伊春妓院老板把店里的二十名妓女召集到一起，告诉她们有家外国夜总会到西贡招募妓女，被挑上的在下午就要乘船离开越南。他说，到了外国她们可以按小时计算得到报酬。当时有两名妓女表示不愿意离开越南而遭到了毒打，她们被捆起来装到有黑白条纹的麻袋里这是西贡黑社会的杀人标志∶被害者将被投到海里溺死。这种手段使其她十名妓女不得已同意接受那个法国人的挑选。
当天下午，阮氏娇和其她六名被挑中的姑娘，登上了停靠在西贡码头的一艘货轮。她们被装进了一个集装箱里，谁也不知道要前往哪个国家，谁也不知道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命运。轮船在海上行驶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有的姑娘还在侥幸地想，或许确实会像伊春妓院的老板说得那样，得到按小时付给的报酬。
然而，她们直到踏上了伊斯坦布尔的码头才发现已经被送到一个无比黑暗的人间地狱。
阮氏娇说，在艾兹瓦尔夜总会的土耳其人把越南姑娘当作最下等的奴隶，常常把她们弄得死去活来，甚至同时被几个土耳其人肆意凌辱。她们还被迫去学一些淫荡的舞蹈。每天下午六时顾客稀少的时候，萨米老板就让她们半赤裸着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进口处一个高出地面的方台子上表演，以引来招览生意。
“每当我们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时候，就会遭到毒打。”阮氏娇伤心地说∶“有时候我们实在撑不住从台子上摔下来，萨米老板就会把我们带到地下室的酒窖里去鞭打。他特地准备了两条用皮条拧成的长鞭子，专门用来抽打我们，打手在抽打我们的时候，还要故意把鞭痕在我们身上形成像鱼网似的方格子，然后让我们光着身子再回到台子上去跳舞。”
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使得她们每时每刻都挣扎在生死之间。有一次，同阮氏娇一起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越南姑娘遭受了毒打和轮奸之后，感到实在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便用绳子自尽。然而，还没有等她断气，阮氏娇从酣睡中醒来，大声呼救。那个名字叫“桔”的姑娘被救活了，可是更悲惨的命运却落到她的头上，萨米老板把她关在地下室里，派打手轮流看守，同时还让一些土耳其人不停地折磨她。
几天以后，萨米老板把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姑娘转卖到土耳其内地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城市加济安特普去了。
尽管阮氏娇呆在伊斯坦布尔的时间长达十年，但她仍然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土耳其人把她当作牲畜一样的奴隶，一直在用手势和吆喝命令她，这就使她逃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１９７７年我们见到阮氏娇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八岁了。她为今后的命运感到十分担心，因为她害怕萨米老板有一天从她的肉体里榨不出利润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举目无亲的越南姑娘赶出艾兹瓦尔夜总会。
“也许到那个时候萨米老板会把我卖给一个土耳其农民。”她凄恻地说∶“要是那样就更糟了，我到死只能给他们作一个最不值钱的奴隶。”
最后，阮氏娇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西贡去，尽管这种希望非常缈茫。
潘氏谨的故意
这位前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的女儿是在她刚刚十六岁的时候被拐卖到伊斯坦布尔的，并在那里渡过了八年漫长的时光。
潘氏谨出生在１９５３年，当时越南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块殖民地。他的父亲潘俨屹在法国人开办的协和糖厂担任唯一的越南人理事。吴庭艳掌握政权之后，这位越南的民族资本家设法促进了协和糖厂的股份国有化，并出任当时越南共和国经济部部长阮玉诗的私人顾问。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吴庭艳总统被以杨文明中将为首的政变分子枪杀后，潘俨屹离开了政府机关，在西贡工商界的喉舌《西贡商业周报》任副总编辑。
潘氏谨是潘俨屹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她自幼喜欢舞蹈，七岁的时候曾在西贡的奥雷保大戏院参加过表演。潘俨屹特地为她聘请一位法国的舞蹈师。然而，尽管她出生在政府官员家中，但生活状况也并不宽裕。她记得，当时她父亲的薪水每月是南越币七千五百元左右。这个数目在物价飞涨的西贡养活一个一妻三女之家，也是十分拮 的。
１９５９年之后，西贡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大批由北越派回来的恐怖分子到处进行暗杀活动，几个月以内就有许多高级地方官员遭到了杀害。因此，潘俨屹严厉禁止他的三个女儿单独外出。但即使这样，潘氏谨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掉袭来的厄运。
１９６９年３月份的一天下午，当时还在张永记学校读初中的三年级的潘氏谨放学途以发艳路玉映发电厂的时候，遭到了几名黑社会分子的绑架。
“一辆冷藏车突然停在路边，四个男人跳下车向我扑过来。”潘氏谨回忆起被绑架的时候说∶“我吓死了，扔下书包就跑，可是被他们追上捉住了。一个男人用布先堵住我的嘴，然后同另外三个男人一起把我拖进冷藏车里，当时附近有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在向这边张望，却根本没有打算过来解救。”
潘氏谨被带到一个地下室关了起来。匪徒们给她的父亲潘俨屹打电话索取五十万元南越币的赎金，否则就要把他的女儿杀死。盛怒之下，潘俨屹报告了西贡警察总署。当两个匪徒前去取钱的时候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因此，匪徒们把潘氏谨狠狠地毒打了一顿，然后十几个人一起轮流奸污她。为了报复潘俨屹，他们把潘氏谨带到电话机旁，一面用针刺她的乳头，一面让她给她的父亲挂电话。潘氏谨痛苦地呻吟着，求父亲赶快凑齐五十万元赎金送去，否则匪徒们将要把她折磨死的。从电话中听到女儿的惨叫，潘俨屹心急如焚，不得不到处借款，几天后才凑齐了五十万元。
然而，匪徒们收到了赎金，却没有把潘氏谨放走。匪徒们一面布置暗杀潘俨屹，一面把潘氏谨用冷藏车运到西贡码头，把她卖给一个在泰国吞武里市开设按摩院的男人。
潘氏谨被那个叫他纳．信戎的泰国人用越南渔民的机动船运到吞武里市做了按摩女郎。
信戎原来是法侨在堤岸的罗芝维尔工厂的工头，１９５９年回到泰国的吞武里市开设了那家按摩院。潘氏谨在信戎的店里不仅每天里工作十几小时以上，到了晚上还要遭受信戎的百般蹂躏。“到了６月份，我总感到恶心，不住地呕吐，月经也不来了。我找到信戎，告诉他我已经怀孕了，可是他用不屑一顿的眼光看了看我，口里骂着走开了。”
说到这里，潘氏谨抽泣起来。她说，在她怀孕以后，信戎还是象以前那样对待她。即使当她怀孕四个月的时候，他还强迫她跪在床上让他发泄兽欲。后来潘氏谨的肚子隆起很大，不能再到店里去工作了，信戎对此大发雷霆，声称要把她卖掉。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下旬的一天，信戎的弟弟带来一个阿拉伯商人。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之后，以五千二百泰铢（约２５０美元）的价格把当时已经怀孕五个多月的潘氏谨卖给了那个阿拉伯人。信戎把潘氏谨带到一间按摩室里，强迫她脱光衣服站在床前，任由那个阿拉伯商人抚摸她凸起的肚子和乳房，象检查牲口似地掰开她的腿，用手指在她的下身和大腿的皮肤上磨擦。
“检查完以后，”潘氏谨说∶“那个阿拉伯商人拍拍我的头，好象很满意。当天下午，他带着我动身到了曼谷，从那儿又上了一条商船。路过马六甲的时候，他下船带回他在那里买的两个印度姑娘和一个马来姑娘。”
“我们乘坐的是一个很高级的包舱。途中，那个阿拉伯商人让我们四个人都脱光衣服跪在他的面前，然后一个一个地抚摸我们，或者用一根铜头拐杖把我们的身子戳来戳去。到了晚上，他就弹起一把七弦琴，让两个印度姑娘赤身裸体地为他跳舞取乐。琴声招来了同船的阿拉伯人，他请他们坐在船舱里喝酒，还允许他们抚摸我们的身子。那些阿拉伯人喝醉了，同商人用他们的语言交谈起来，最后给了他一些钱，于是，他就允许他们把两个印度姑娘领到他们的客舱里去。”
“过了五天左右，一个矮胖的阿拉伯人来到了我们的客舱，指着我同商人交谈起来。开始，我看到商人不住地摆手，后来他拿出一叠钱，商人就同意了。”
“当我被那个阿拉伯人带到他的船舱的时候，就知道我没有办法躲过这次折磨了。他野蛮地剥光我的衣服，然后把我按在床上。他沉重的身子压在我的肚子上，使我疼得不住地喊叫，汗水把床上的布都湿透了。直到几个月以后在伊斯坦布尔分娩时我才知道，孩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他压死了。”
到了伊斯坦布尔，潘氏谨被卖到艾兹瓦尔夜总会。老板萨米．杜兰见她的肚子圆鼓鼓的，就让她每天晚上只宽馀一条很小的三角裤衩和用薄纱制作的透明乳罩，脚蹬一双高跟皮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进口处的高台上招揽顾客。这个办法果然引来了许多土耳其人，他们围在潘氏谨的身旁，用手任意地触摸她的身体，发出一阵阵怪叫。有些土耳其人付给萨米老板一百二十七英磅，就可以把她带到房间里玩弄一次。甚至当她快要临产的时候，还被迫接待顾客过夜。
１９７０年４月的一天，潘氏谨的肚子一阵阵地抽搐。她知道已经临产了，便找到萨米老板指着肚子用手势告诉他。萨米老板很高兴地拍了拍潘氏谨，把她领到舞厅里大声用土耳其语对嫖客喊起什么。顿时，许多嫖客拿出钱来交给萨米老板，把痛得直叫的潘氏谨抱起来，由侍者带领涌进一个较大的房间里。
他们将潘氏谨的衣服剥光后仰面放在床上，把她的双臂拽过头部两侧捆在床架上，又由两个人分开她的双腿，其他的人则用手按压她的肚子或者挤她的乳房，甚至把手伸进她已经开始张口的下身里去。这些残暴的土耳其人把潘氏谨弄得死去活来，声音凄惨地叫起来。这种折磨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那些狂暴的人才从已经昏死过去的潘氏谨的身上拨出了胎儿。
“那么晚上我真以为会被那些土耳其人弄死。”潘氏谨说，脸上掠过恐惧的神色。“等到我苏醒过来，得知孩子早已经死了。起初，我以为这下萨米老板总该让我休息几天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在我生过孩子后的第二天，就带来两头很大的狼狗，强迫我用奶水去喂养她们。那两条狼狗凶狠地蹲在我的身边，我被吓得哭了起来。萨米老板揪住我的头发，狠狠地抽打我耳光，然后命令我跪在地下，由他训练两条狼狗喝奶。他临走的时候用一把手枪威胁我，让我按时给他的狼狗喂奶，否则就把我杀死。”
“萨米老板把我关在办公室里面有狗的屋子里。这样狼狗觉得饿了就可以钻出来。由于从那天以后萨米老板故意不喂饱狼狗，所以总是把我的奶水吸干后还咀嚼我的奶头；到后来它们干脆呆在我的身边，过了一会就叼住我的奶头吸一次。就这样，我同狼狗关在一起半年多。”
潘氏谨放声大哭起来。她说，八年来她很想念她的父母，问我是否能给她的家里发一封信，让她父亲想办法把她接回去。
我告诉她，西贡在三年前就被越共占领了，现在已经改名叫作“胡志明市”。
她父母的下落也不容易打听。不过，我安慰她说，不久我将去越南办理失踪的美国战俘的事宜，那时候我一定设法找到他们的住址，交把她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告诉他们；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要尽快帮助他们到这里来把她接回越南。
潘氏谨再没有说什么，只是用挂着泪水的眼睛可怜地望着我们。
“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已经死了。”分手的时候，我听到阮氏娇小声说。
我们离开了艾兹瓦尔夜总会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昨晚的那个侍者领着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老板萨米．杜兰来到我们面前。萨米老板那张黝黑发亮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先向我们问了早安，然后用神秘而不无希望的语气对我们透露说，这里还有两个刚刚买到的十二岁丹麦小姑娘，问我们是否感兴趣。显然，他把我们当作了性变态的嫖客。我们婉言回绝了。他又问起我们那一夜是否过得很愉快。
“萨米，”我对他说∶“要是你让两条狼狗叼住你老婆的两个奶头的话，我一定会觉得非常愉快的。”
没有等他来得及回答，我们就走出了艾兹瓦尔夜总会的大门。
外面，太阳正冉冉升起，呈牛角形的金角湾河湾口映着闪闪的金色光彩。远处声声汽笛长鸣，划破了早晨的寂静；遥望河对岸的室内大商场和古寺圆形的屋顶，在朝阳中显得有些光怪陆离或许，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看到了这些光怪陆离的世界吧！
然而，为什么呢？我不是在十几年里一直听到那些可怜的越南妇女的呻吟吗？
我不是一直在看着她们被一批一批地装上轮船或汽车，运到世界各地去吗？当时西贡的报纸不是一再刊登少女失踪的消息吗？甚至在那里的妓院、舞场和酒吧不是总能看到许多不同肤色的女人吗？码头公园附近的吉斯米夜总会不是以“万国美女”
吸引着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和外国游客吗？为什么十几年来熟视无睹的事情，在今天却激起了我的反思呢？
事实上，对这样一个似乎不合情理的现象只有一个反而恰恰符合“情理”的解释∶由于时代、地区和种族的观念，美国人从来没有对那种与国际法大相径庭的贩卖妇女的活动感到异常；只有在和平而理智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反省那个离开不久的过去，尽管我们多数人至今仍然十分混沌和困惑。
每一个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都应该记得设在西贡堤岸公路上的“人肉市场”，或者素有“万国美女”之称的吉斯米特夜总会，并且能够轻易地回想起他们在那里渡过的时刻以及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充满肉欲的邪念的情形。而那两家富有典型意义而又徊然不同的妇女转换站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前者聚集了越南及柬埔寨、老挝、泰国和中国流落到西贡、在生活中挣扎的可怜巴巴的下层妇女；后者则作为这种交流贸易的结果，提供给寻欢作乐、纵欲无度的男人们由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炸成”的“什锦果排”。如果说当时南越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了贫困的话，那么经营色情行业的酒吧、妓院、夜总会的老板却大发横财，尤其是西贡这个世界最优惠的自由贸易港。
“老兄，我今夜能让你玩个痛快。”
这是吉斯米特夜总会皮肤黑得发亮的黑人肚皮舞舞女的声音。她们的皮肤像刨光了的橡胶，充满了弹性的肉感。然而对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黑人士兵，她们不是撇嘴就是摇头，似乎受了侮辱一样。与此相反，那些马来姑娘和印度姑娘就没有那么乐观，尽管她们竭尽奉承的笑容使黑人士兵和韩国士兵非常满意，但是她们决不会像黑人舞女那样去为争风吃醋而大吵大闹。因为，前者从事皮肉是迫于生计，而后者却含有放纵取乐的万分。这就是我对她们的分析。
“吉斯米特”（kismet）这个社会世界都能够见到的国际性名字，毫无疑问地招唤着每一个皎求在女人肉体上一逞雄威的男子。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那里的舞娘一律穿着露乳的或者完全袒露上身的超短裙。当然，更进一步的交易也在所不限；而西贡的吉斯米特夜总会与设在美国、意大利、日本、香港、土耳其等地的吉斯米特夜总会不同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提出你的要求，让她们为你跳什么舞蹈，甚至还可以象预订商品一样用电话告诉老板你对接待你的姑娘所要求的种族、年龄、身高和三围尺寸等等，即使你异想天开地提出预订一个处女而又不在乎金钱和时间的话，那么你是决不会失望的。
在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的丑闻中，最使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吴庭艳政府办公室董理郭从德用十名越南少女来交换两位希腊姑娘，并最后使他自己招致杀身之祸的事情。当时，越南政府内部的腐败显然已经不是少数人所为，上至吴庭艳总统的胞弟吴庭儒等高级官员，下至普通警察、士兵，早已司空见惯。正如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４日《天主教证言报》所说∶“它（吴庭艳政权）本身，就是造成激起公愤的条件。”
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地位来说，郭从德在吴庭艳政权中都属于实力派或元老派。
他在出任政府办公室董理以后，以他的“田地改革”、“垦田区计划”、“绸密区试点”等措施奠定了他的地位。在一次“垦田区”中心部署会议上，我见到了这个个子矮小、面颊消瘦的中年男人。他把荒妩的地区说成土沃、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乐园，以此诱使贫民离开城市进入那里垦荒。吴庭艳总统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样可以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并宣布这一计划为“国策”。
“德是个疯狂的家伙。”当时出任南越政府“定居顾问”的阿尔弗莱德．卡尔丁诺这样说。他反对郭从德用诱骗的方式使贫民离开城市，因为那样会使（并且不久也得到证实）那些被骗去的人千方百计逃出“垦田区”，带有强烈的愤慨和不信任的情绪涌回城市。
时隔不久，郭从德又说∶“散居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必须置于政权的法度下。
‘绸密区’的地点，必须设置在有利该区及周围地区安全的地带，即设置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机动区域内。”
１９５９年初，芹苴隆美郡“绸密区”试点，南越政府军、保安军三个营对永顺东、方平、隆治、社番等进行了扫荡；同年５月又对隆美隆平、永祥等地发动扫荡，仅六年就杀死了八十八人。他的这个强制性的计划虽然在治理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然而那些本来就已经贫困如洗的越南农民，却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越共的一边。
他们普遍存在一种想法∶多生产粮食为什么？反正也吃不饱，说不定哪一天还要坐牢。这一切，促使南越农民对土地盘生产完全失去了兴趣。西贡堤岸附近的农民如同潮水般涌入城市行乞，迫使吴庭艳政府不得不成立“反行乞委员会”。
尽管如此，大量的农民还是不断地向城市渗透，这就更加剧了西贡、堤岸、喜定等地的三十万小商贩和贫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即使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也不得不加入乞丏、匪盗、贩毒的行列。而女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标致的姑娘，则毫无选择地涌向“人肉市场”。
位于码头公园的吉斯米特夜总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与尘土飞扬、垃圾如山的西贡市区相比，吉斯米特夜总会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世界。每到黄昏，从那栋灯光闪闪的楼房里传出地道的舞乐、成群的美国、南朝鲜、澳大利亚、台湾的军人都涌到这里来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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